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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9日，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。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、四川十大法治人物、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曾文忠代表参会。曾文忠建议，要通过法治手段，强化法治建设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能力。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”。两会召开之际，笔者就基层治理的相关问题，采访了长期关心和参与基层治理的省人大代表曾文忠。
对话访谈纪实
问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此次两会上提出这样一条建议呢？您的初衷是什么？
曾文忠：作为省人大代表、四川十大法治人物，我同时也是一名长期在基层参与各类法律援助的一线法律工作者，每年都会深入各级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区举办各类公益普法讲座，参与各类法律调研；同时，作为四川同心律师服务团副团长，我从2012年开始持续深入藏区开展“送法进藏”活动，通过这些基层法律援助活动，我接触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和群众，掌握并了解目前基层治理的真实状况。
党的十九大提出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”，当前，中央强调要提高基层治理能力，今年突如其来的这场疫情，更是凸显了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和作用。同时，根据四川省委省政府《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现阶段，四川正在稳妥推进“撤乡设镇、乡镇撤并、村居撤并，优化乡镇规模结构”重大改革，也涉及到加强基层治理的问题。因此，我结合自己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的经历和党委政府的改革布局认为，应当充分利用法治手段，强化法治建设，以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能力。
问：您认为基层治理对疫情防控起到了哪些作用？
曾文忠：我们先看一组数据：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北京时间5月7日7时02分，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81万例，达到3811272例，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6.4万例，达到264042例。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最多，超过125万例，达到1257156例，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.4万例，达到74142例。
再看国内数据：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，5月3日0—24时，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例，均为境外输入病例；无新增死亡病例；新增疑似病例1例，为境外输入疑似病例。据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，现有确诊病例481例，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7766例，累计死亡病例4633例，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880例，现有疑似病例3例。
两组数据对比可以明显看出，疫情作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，原本情况最为严重的中国目前反而稳定了下来，甚至还有余力去帮助全球各个国家。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得到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数据，离不开果断、准确的措施和全国人民的配合，这实际上就是基层治理发挥的作用。习近平总书记2月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，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，越要坚持依法防控，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，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。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，特别是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和手段，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。所以，各有关方面从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各环节发力，全面提高依法防控、依法治理能力，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可以说，疫情防控工作的成效可以检验基层治理水平和能力；同样，基层治理水平和能力是疫情防控成效的必然结果。
问：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能力？
曾文忠：利用法治手段。还是以数据说话：2003年“非典”时期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“非典”疫情案件，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，哄抬物价，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。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这三类“非典”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%左右。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。
鉴于“非典”期间的经验，疫情刚一爆发，面对口罩紧缺，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，政府部门就发文，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，2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公布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》，罗列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，这些法治手段，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，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、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。所以，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，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。
问：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要注意哪些问题？
曾文忠：一是要加强宣传，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。就以这次疫情举例，口罩紧俏、防疫物资难买，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，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，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，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，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。同样地，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，违法必会被严惩，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。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，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。
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。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。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，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。疫情防控中，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、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，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“一刀切”式使出封字诀，封村、封路、封小区、封门，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，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“封”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，影响群众生活，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。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，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。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，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、断路等非法治手段，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，认为这是防疫的“硬核措施”，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：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，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。
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，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，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，加强配套制度建设，完善处罚程序，强化公共安全保障，构建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。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，群众诉求多样，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，要做到与时俱进，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，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，通过立法研究，及时修正、补充、完善，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。疫情期间，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“用法治方式和手段，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”指示精神，相关部门积极响应，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、意见等文件，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，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下一步，应当进一步将这些文件变成法律。
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。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、投资和出口“三驾马车”来发力，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。同时，党中央、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，20天内4次提及“新基建”相关内容。我认为，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，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。法治领域的投资，应当从“新基建”着手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，也需要加强建设，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，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，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。要实现这一目的，必须需要加大投资。另一方面，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，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。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“不见面”政务服务、智能物流配送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，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。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、工作理念、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。智慧法院、网上立案、网上开庭、在线普法、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，积极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移动5G、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，不断拓展数据资源，持续更新技术功能，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，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，提高法治建设水平，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。
